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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亟待价格与市场化改革

2009-08-12

  在成品油价税费改革的鼓舞下,中国的天然气巨头们又希望再度推进天然气的定价机制改革。自元月以来,要求天然气涨价的呼声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致力于制度设计研究的专家们,一直在就“X+1+X”的天然气改革模式进行研讨。所谓“X+1+X”模式,就是上游开放竞争;中游的长输管网由国家统筹管理,实行“强制准入”;在下游维持目前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但是这一改革构想始终被束之高阁,反而是各部门对天然气的价格改革更上心头。解决天然气的问题,到底是价格改革为重,还是坚持市场化改革为重,这是一个能否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够减少的关键问题。

  价格与国际接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总裁周吉平近日表示,“作为清洁能源,与国外的天然气价格相比,中国的天然气价格确实非常低。对于天然气价格的上调,中石油是有预期的,但是具体的政策需要国家发改委制定。”国家能源局官员也表示,天然气价格改革将是2009年工作重点之一,改革方案与国际天然气价格逐渐接轨的大方向已经确定。看来天然气提价已经箭在弦上,提价的靶标也已被锁定。

  占据全国天然气产量70%以上的中石油认为,气价没有真实反映价值:1、中国目前天然气价仅为国际原油价格的一半,而日本、欧盟和美国天然气出厂价或引进管道到岸价相当于国际原油价格的80%-90%;2、国内中东部大城市的民用液化石油气价格为5.5-7.5元/公斤,折合成天然气为 4.1-5.6元/立方米,而目前民用天然气价格普遍为2.1-2.4元/立方米。

  但事实又是怎样呢?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2009年4月份美国天然气期货交易价格为百万英热量单位(BTU)3.631美元,仅相当0.82元人民币/立方米。而前一天,NYMEX 5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收于每桶54.34美元,若按热量折合天然气为2.26元人民币/立方米,气价为油价的36.5%。美国能源情报署(EIA)4月14日预测了今明两年的Henry Hub天然气基准平均价格,今年的天然气价格将比去年降低50%以上。

  Henry Hub是NYMEX 的天然气期货交割点,连接了 16 个州和州际的天然气管道系统。Henry Hub价格不包括从此输往其他城市的管输价格,但是,美国的管输价格非常低廉。主要是三个原因:1、美国的天然气管网折旧通常超过20年。而中国天然气的一些管道的折旧周期只定在10年左右,无形加大了管输价格;2、美国的天然气管网是“强制准入”的,任何天然气符合输送标准都可以输入。而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公司之间就相互壁垒,以邻为壑,大大降低了管道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3、美国的管网建设得到充分市场竞争,造价被较好控制。而中国的管道是两大公司自筹资金自己建设,建设成本难以控制。

  国际天然气价格是跟随国际油价于2000年以后才逐步上升的,此前的气价只在2-3美元/百万BTU徘徊,相当于0.55-0.82元/立方米,与国内井口价基本相当,而这一阶段美国和欧盟的天然气供应能力并没有因此下降,还有所增长。因此将2008年充满投机的国际天然气价格作为定价预期可能得不偿失。华盛顿油气杂志(Oil and Gas Journal Washington)刊登了尼克·斯诺(Nick Snow)在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会议上的分析。他认为,近期没有理由使天然气价格的涨幅超过4-7美元/千立方英尺,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水力压裂技术的进步,使开采天然气将变得相对容易;二是页岩气开采规模扩大,成本下降;三是欧亚的LNG需求下滑,一些额外的LNG可能会抵达美国市场。

  将天然气与石油期货挂钩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设计的一种损人利己的交易机制。如同石油期货本身,这种机制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秩序,诱发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其实,通过市场化的充分竞争,最终由供需双方建立长期化的照付不议协议机制来稳定价格,可以更好的保护消费者、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可以促进天然气的需求侧管理和合理用气,稳定经济和避免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

  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未能依靠市场进行充分的资源配置,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们对中国能源的基本判断是,富煤、缺油、少气,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地建设了一个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煤炭的分子式中有135个碳原子,是最脏、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能源。尽管中国的人均GDP还在全球百位之外,但过度利用煤炭已经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成了全世界的众矢之的。而分子式中只有1个碳原子的清洁能源甲烷,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一位美国著名的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曾经先后18次到美国参众两院作证,坚持认为美国存在足够的天然气资源以保证美国的清洁发展,为此他与各大石油公司争执不断。但是最终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天然气储量近十年来净增加了超过1.3万亿立方米,而中国目前全部的探明储量仅为1.9万亿立方米。这一成果归功于美国政府和国会支持了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竞争,对中游天然气长输管网准入制度的有效支持,在下游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等合理利用技术。

  不久前,我们有幸邀请海夫纳到中国来演讲,在他看来中国有足够多的天然气资源,足以维持未来一个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在哪里能找到煤,就能找到天然气。海夫纳认为这些气体来自地球深处,是地球生成之初就已经形成的。但是,他建议这样的工作不能只依赖大石油公司,天然气与石油是完全不同的业务,需要更多专业化公司的参与和竞争。

  中国的陆上天然气资源和勘探开发主要是由中石油控制,在该公司《200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强调,2008年天然气产量61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3.8%,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快速增长。但是,这样的发展速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

  要求天然气涨价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中亚的天然气进入中国境内的价格将可能超过2元/立方米,发改委不提价这些气就没有市场。不过,如果让其他竞争者尝尝天然气勘探开发这个“鸡肋”,我们还需要到中亚、俄罗斯去购买天然气资源吗?

  政府主管部门担心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力,并以此作为不能开放上游市场的理由。但能够进入这一市场的不仅是民营企业,一些地方国企也有能力与专业技术公司合作进入这一市场,况且很多民企已经上市,他们完全有可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

  将天然气和石油交给央企,其中的另一个担心是交给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唯恐危机国家能源安全。可是,允许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开发天然气,与我们到俄罗斯和中亚千里迢迢购买天然气,哪种情况更安全呢?

  产业的安全不在于垄断,而在于竞争,在于多元化,在于建立一个良序的、公平的市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将“鲶鱼”放进来,我们的国有企业反而会增强竞争力;我们将“鲶鱼”撵走后,这些国有企业又会陷入问题缠身。或许,中国到了该考虑将“鲶鱼们”放入天然气上游市场的时候了。

  天然气利用方式更要接轨

  伦敦在2012年奥运会的筹备中明确宣称,所有新增的电力需求将完全依靠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来解决。而美国到2010年,分布式能源所发电力将达到社会用电量的20%。由于美国、欧洲采用了最为高效经济的分布式能源技术来利用天然气资源,它突出的节能效益将天然气价格的波动消化了。

  这笔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无论是酒店、医院,还是商场,平均电价都超过1元/千瓦时,同时需要采暖、制冷或热水,一般的分布式能源设备1立方米天然气可以发3.5千瓦时电,供4.5千瓦时的热或冷。这些建筑通常需要两路供电和应急发电机,同时需要制冷、供热设施,所以造价增加有限,运营成本也没有增加太多。天然气价格2元/立方米,发了3.5千瓦时电,省了3.5元电费,冷和热等于是白来的;气价3元/立方米,冷和热还是白来的。但是,如果用天然气烧锅炉取暖,只能得到8千瓦时的热,如果天然气价格从2元增加到3元,就意味着1千瓦时的热从0.25元上涨到0.375元,价格增加了50%,用户当然难以承受。

  天然气的合理利用问题早在1998年就提出。北京燃气集团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利用方式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最佳选择。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盲目追求规模,不注重社会公共利益和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把天然气和资金大量投入那些明显得不偿失的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和建造改造大型锅炉房,使这些项目成为政府极为沉重的经济包袱和社会负担。面对这些巨亏的项目,如果天然气再涨价岂不是将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逼入墙角?

  北京采用天然气大型锅炉对居民集中供暖,供暖系统一般都不可控制,消费者想节能,想省钱都没有办法。如果采暖费从30元上涨到45元,甚至 60/平米,市民又将怎样应付?如此的能源利用技术和产业格局,消费者根本无法承受大幅度涨价的压力,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也将必然会大幅度飙升。

  在误导市场采用不科学、不经济、不正确的天然气利用技术的问题上,负责石油开发的主要企业不能说没有干系。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具体批示支持发展分布式能源,有关部门仍无视各地泛滥的燃气锅炉,而对发展分布式能源却以缺乏天然气为名迟迟没有配套政策出台,致使天然气利用结构完全误入歧途。

  现在,一些垄断性的企业热衷于资源性产品的涨价,将涨价戴上“改革”的帽子就与节能减排、资源节约联系在一起了。对于自身管理水平、关键技术方向和资源配置优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最近,一位发改委的同志坦言,现在各大国有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已将利益格局基本固化,改什么都会波及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从而遭到他们的种种怠慢、误导和搁置。马克思曾担忧,社会分工的固化,将会造成“异化”。今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些利益“异化”的部门和企业。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反躬自问:回避改革中国还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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